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历史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这段历史所孕育的精神财富，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以实事求是态度冲云破雾

1.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1978年，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党全社会展开。开启了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的先河，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2.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在党的90年历史上，有两次会议特别重要。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审查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包括一些领导人的功过问题，开始了在重大历史是非上的拨乱反正。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

3.扫清姓“资”还是姓“社”的认识障碍。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了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面对推进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激烈思想交锋，邓小平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1年，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更是明确回答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党中央在党的十四大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

邓小平后来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

二、以开拓进取精神劈波斩浪

1.建立经济特区。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行一步”，并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8年又批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和突破口，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一个被正统马列主义者认为是“离经叛道、搞资本主义”试验的举措，如果没有“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开拓进取精神是根本无法实施的。

2.持续推进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的改革开放分为两个阶段：

1978年12月至1984年10月为改革起步、探索阶段，这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制度，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城市改革则主要是在一些国企进行承包制试点。对外开放从1979年批准设立4个特区，到1984年扩大至14个沿海城市；

1984年10月至1992年10月是改革开放的整体推进阶段。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特别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项重大的理论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三、以担当作为情怀励精图治

邓小平之所以被称作20世纪中国的一代伟人，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一段伟大的转折时期，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开辟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轮打破坚冰，扬帆起航。

学习这段历史，我们要深刻领悟邓小平思维方式的特征：

一是系统的整体性思维——邓小平是一个有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广阔的世界视野的人，一个眼睛一直看着远方的人，一个一直在思考问题的人。他思考的都是今后10年、20年、30年那些自己可能看不到的事情，把一些长期的战略性问题确定下来，比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大的方针。

二是战略的设计性思维——邓小平是一个全身心致力于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建设、改革中经历过无数严峻考验，经历过千锤百炼，对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意志与要求有着深刻的了解，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三是调控的实践性思维——邓小平是一个具有非凡胆略和勇气的人，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人。他在谋划发展路径上总是强调“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对于“新东西”勇于先试一试、看一看。同时，他还十分注重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决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在这一伟大转折时期，他端正思想路线、拨正政治路线、矫正组织路线、倡导体制改革、转变统一方针、调整对外政策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出来的。